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题：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丁小溪
这是辉映未来的历史时刻——
2022年10月16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
会场内，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心潮澎湃，一次次热烈掌声传递着信心和力量。
这是举旗定向的政治宣言、引领复兴的行动纲领——
3万余字的报告，凝聚党心民心，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新要求，擘画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蓝图。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催人振奋，响彻在神州大地。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誓，凝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磅礴力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深刻把握新的历史特点，牢牢把准新征程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组长，全程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党的二十大于2022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引领14亿多人民团结奋进夺取新的更大胜利？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作为大会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草一份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反映人民意愿、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纲领性文献，是开好大会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高度重视，全程领导了报告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同志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
2022年2月16日，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成立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的决定。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起草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研究报告起草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并高瞻远瞩指出起草报告有五个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思考的新的历史特点——
一是党已经走过创造辉煌的一百年，正团结带领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二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任务。
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历史性成就，既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也进入了乘势而上、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被迟滞甚至打断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必须继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要求。
五是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
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二十大谋划未来的目标任务和行动纲领，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新的历史特点，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举一纲而万目张。
主题是报告的灵魂。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精辟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必须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主题，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
“既要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主题一脉相承，又要充分体现新时代、新征程、新阶段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牢牢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中心任务，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奋斗目标，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精神。
3月15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起草组同志认真交流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认识和体会，讨论报告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5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反馈意见和建议汇总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框架方案。
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为报告起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握历史方位。“把面临的形势分析透，把握住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点，是起草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前提和基础”。
——聚焦战略任务。“在部署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项工作时要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紧围绕未来5年党的战略任务展开”。
——坚持守正创新。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
——增强斗争精神。“要充分体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气神，各方面战略谋划和工作举措都要直面矛盾和问题”。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框架方案按总分结合、先总后分的结构，拟分15个部分，文件起草组分为5个小组负责各部分的起草工作。
谋深虑远，方能行稳致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能否准确研判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积极回应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期盼，科学部署长远目标任务，考验着一个政党的理论勇气和执政能力。
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初稿。
“党的二十大不仅要谋划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在党的十九大部署基础上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谋划，在思想理念、政策举措上既要继承，又要勇于创新。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优良传统要弘扬，又要创造新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件起草组要继续在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上下功夫，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方向和原则要求出发，不断增强报告稿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对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思考和研究的方法：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确保得出的结论、作出的部署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7月11日和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并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具体建议。
7月26日，北京京西宾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这里举行。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本考虑，并就下一步将报告稿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自始至终高度重视、全程领导，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工作会议，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报告稿，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报告中许多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论断、重大举措，都是总书记深入研究、反复思考、亲自提出来的，这与他长期以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分不开的。”文件起草组成员说。
从滴水成冰的内蒙古阿尔山边防哨所，到暑气升腾的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从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的滚滚稻浪，到山东威海甲午海战故地刘公岛的阵阵海风……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步履不停、“调研开路”，发现问题、认识国情、寻求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广袤的土地上、广阔的视野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丰厚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以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提供了思想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理想信念、真挚为民情怀、高度历史自觉、强烈责任担当，潜移默化体现在报告起草工作全过程，起草工作扎实有力推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一场场扎实调研、一次次深入讨论、一遍遍精心修改……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文件起草组共召开6次全体会议，数十次小组和工作班子会议以及专题会议，对重要观点、重要提法、重要举措反复推敲、论证、打磨，报告稿在层层推进中逐步丰富、完善、成熟。
起草充分发扬民主，凝聚全党全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坚持走群众路线，反映人民意愿，汇集各方智慧，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
“在起草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中起各方面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伊始就明确强调。
怎样科学总结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挑战、薄弱环节？
怎样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怎样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怎样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怎样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重大举措？
……
回答好这些重大问题，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开言路、集智聚力。
1月27日，党中央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关于对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决定就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一定方式征求部分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
按照党中央部署，54个单位承担重点课题调研任务，围绕26个专题开展调研，形成80份调研报告，共计132.7万字。在3个月连续深入调研中，64个课题组到各省区市实地调研179批次；25个课题组对465个单位进行书面调研；10个课题组委托252个单位进行专题调研。各课题组共召开1501场座谈会、18场视频座谈会，参会19022人次。课题组咨询访谈1847人次。
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力。
4月15日至5月16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展。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月份就对此次网络征求意见作出重要批示，亲自审定有关工作安排、进行专门部署，指明了此次网络征求意见的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网络征求意见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对策；建议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为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想办法……在人民群众广泛响应、积极参与下，活动期间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854.2万条、2.9亿字，体现出了建言数量质量“双高”的特点。
经过认真梳理汇总，按照尊重原意、分类整合、突出重点、简洁凝练的原则，摘编具有建设性、代表性的意见建议1675条，并印发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各小组结合本组负责起草的有关部分范围，逐条研究相关建议，提出吸收意见的建议。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6月9日、8月18日、8月23日、8月26日、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成都、沈阳、北京主持召开五场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和党章修改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31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大单位和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7月4日至5日，文件起草组召开四次党的二十大重点课题调研成果汇报会，分别听取了48个调研组围绕23个重点课题开展的调研成果汇报。
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认为报告稿立意高远、视野宽阔、亮点很多，思想性、理论性、战斗性都很强，并对修改完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稿，常委同志一致同意关于报告稿的修改建议。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报告稿。
8月4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通知，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
8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到9月1日，经统计，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108个单位在征求4700余人的意见基础上提交了书面意见，党外人士提交了10份书面材料，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改意见1570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1435条。其中原则性修改意见173条，具体修改意见1262条。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文件起草组还吸纳了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参考各方意见，召开多轮工作会议仔细研究，反复讨论斟酌，持续滚动更新提炼有关新提法、新举措、新行动清单，到9月9日起草组5个小组分别召开了13轮工作会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用好红色资源……不少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截止到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文件起草组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稿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260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269条。
9月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审稿，要求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改报告稿，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9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了文件起草组关于研究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汇报，审议了报告送审稿，准备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
9月26日、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二十大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稿。
10月9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认真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建议，对报告稿进行完善修改。
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一份份凝聚全党意志、体现人民意愿的二十大报告醒目地摆在了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二十大代表由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生，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对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党员意愿、群众诉求有着深刻了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通过不同方式，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到大会上来。
10月1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对报告发表意见。会场内，气氛热烈，凝聚着共识，升腾着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根据各代表团和列席人员讨论反馈的意见，对报告稿又作出了修改。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各方面各领域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全社会全民族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真正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成为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成为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的过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引领亿万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月2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隆重举行。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通过。
万人大礼堂内，这个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澎湃着自信自强的跃动脉搏，昂扬着奋发奋进的崭新气象。
新征程，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3个板块，15个部分，3万余字的篇幅中含有300多个新提法。第一板块包括导语和第一至第三部分，是总论；第二个板块包括第四至第十四部分，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部署的展开；第三板块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是一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深刻昭示未来的郑重宣示——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要意义，至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五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以“3”+“16”+“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伟大变革。
3件大事彪炳史册：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6个方面和工作成就非凡卓绝：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报告总结了16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4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二十大代表在讨论报告中纷纷表示，新时代伟大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云变幻中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不愧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
事实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时间铭记，大地见证。“两个确立”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这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作出这一新表述。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集中阐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10个写入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主干词格外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两个结合”，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之中。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更好地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了“六个坚持”，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这是一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两个大局”，擘画复兴伟业。
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同时，令人瞩目地提出九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义、目标任务、实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在这一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提出了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明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报告明确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安全更为巩固”等主要目标任务。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在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的同时，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依法治国、国家安全三方面工作单列部分进行安排，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彰显了抓关键、补短板、防风险的战略考量。
这是一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时代答卷——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了党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任务、党情发展变化，以高度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自觉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报告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一系列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报告指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必将立于政治的制高点、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这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宣言书动员令——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环顾全球，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审视国内，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越是艰险越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贯穿全篇，体现在标题、主题、导语、正文、结束语各个部分。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一句句精辟论述，激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持团结奋斗，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伟大奋斗创造百年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用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庄严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江山壮丽，前程远大，使命催征。
续写新时代十年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