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台积电被美夺走，留下“八大伤害”******

　　台湾《中国时报》12月21日文章，原题：台积电“先进制程赴美”对台湾伤害多大？工程师曝八个恐怖影响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设厂，台湾约有500名工程师赴美，引发全球关注，网络上更流传“台湾被掏空、美国公然抢劫”等言论。脸书粉专“工程师看政治”直言这波投产对于台湾伤害很大，并列出8点分析。

　　台积电日前宣布，团队将投资金额增加到400亿美元，除了将增加建造第二个更先进的工厂来制造3纳米制程芯片(预计2026年投产)，还会将现有的5纳米厂增加设置4纳米制程芯片，而这也会将台积电目前在亚利桑那州的芯片投资金额从120亿美元大幅增至约400亿美元，这不仅是亚利桑那州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案，也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之一。

　　“工程师看政治”脸书粉丝专页20日以“台积电3、4纳米厂被带去美国的伤害有多大”为题发文，列出赴美对于台湾及台积电的八大影响：

　　一、直接流出的投资金额高达1.2兆台币。

　　二、人才被夺走，首批工程师赴美将有1000人，到2023年末人数预计翻倍。

　　三、这2000人的家庭与其后代总计3000到6000人，他们的消费以及未来的研发劳动力，很可能大多会留在美国。

　　四、相关供应链厂商外移，会造成大约5000个工作机会流失。不外移的，也会增加额外的营业成本。

　　五、台积电未必能如预期守住商业机密，因为身在敌营又领取对方补助，美国只要一纸禁令或停止付钱，台积电立刻就会大失血。

　　六、台积电将面临Intel当地的挖角竞争。

　　七、美国制造成本会高出50%以上，台积电的盈利必会受到影响，我们流失的对应税收将会贡献给美国。

　　八、高阶芯片厂被夺，硅盾减损，也连带降低台湾岛的防务地位与能力。

　　“工程师看政治”直指“未来损失的金额，远不止那1.2兆，失去的人才也不只是飞机载去的那些。美国巧夺台积电，无论说辞如何润饰，都是一个世代的、天文数字的资产掏空”。最大的灾难都是慢慢发生、慢慢侵蚀，“透过媒体包装/认知作战深入骨髓，人们无知无觉地被掠夺，资产一天一天消逝。今天的一切2013年就埋下种子，2016年开枝散叶，2020年守成，如今高歌收割果实”，“不管怎么看，在美国推手之下，台湾一天天被削弱，一步步往战火前进”。(作者林昀萱)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