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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披白袍似战甲:“手术刀”谱写生命华美乐章******

  中新网湖州2月3日电(施紫楠 张璐)“阿福医生,你现在可成了‘大明星’了,上春晚感觉怎么样啊?”“阿福医生,年三十那天,我可特意等着看你呢!”3日,回医院上班的第二天,彭福生还是会收到身边同事和患者们的关心。

  面对大家的各种问题,好脾气的彭福生笑着一一回应,“‘明星’就算了,手术台才是我的主舞台。”

  今年42岁的彭福生,是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泌尿科的一名医生,也是全国各行各业百姓歌手、湖州卫健人、“手术刀乐队”的代表。兔年除夕夜,他参与央视春晚合唱节目《早安,阳光》的演出。

  彭福生出生在广东揭阳一个医学世家,爷爷是皮肤科医生,奶奶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中药药剂师,亲友也多为医务人员。从小,他就立志当一名医生,拿起手术刀,悬壶济世。

彭福生(左二)和“手术刀乐队”成员一起排练 受访者 供图彭福生(左二)和“手术刀乐队”成员一起排练 受访者 供图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那一袭白衣是最亲切的。”同时,音乐也是彭福生的梦想。他爱听黄家驹,最爱《再见理想》。大学时,除了求学,他也会参加很多演出,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少时,彭福生喜欢的是舞台上的澎湃,聚光灯下的闪耀;那么长大后,他爱上的则是歌词里的生命,舞台下的青春。他说,学医是始终未变的初心,音乐也是坚持不变的梦想。

  “我明白能有机会登上央视春晚,不是因为自己有多特别,而是因为身上的这一袭白衣,和‘手术刀乐队’10年来的坚持以及医院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彭福生说,疫情防控这几年,医务人员的辛苦与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

  “其实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大家让给我的,所以我也特别珍惜和感激。”彭福生回忆,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大家在考虑演出需要、工作实际、家庭情况等综合因素后,选择他成为那个“幸运儿”。

“手术刀乐队”成员合影 受访者 供图“手术刀乐队”成员合影 受访者 供图

  成立于2012年的“手术刀乐队”,成员主要来自湖州市医疗系统。队长兼鼓手童涌是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医生,彭福生是贝斯手,唱和声,有时也客串吉他手和主唱。

  10多年来,乐队不仅举办过专场演唱会,也常去各个公益舞台一展风采,并一直尝试做原创音乐,把生活中的经历写进歌词,已创作出《拥有爱》《不是无所谓》《路》《梦想启航》等20余首原创作品。

  其中,《拥有爱》是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正是由彭福生作词作曲。

  “我有一件大衣,一尘不染洁白如玉,披在我身重有千斤,一直坚持不言放弃。不管危险荆棘,就算进入黑暗世纪,不会忘记最初誓言,永远记得壶悬世济……”这是彭福生最喜欢的一段歌词。

  “这首歌创作于疫情防控期间,也许不能和专业的词曲比,但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源于生活,希望能给身边的人带去力量。”彭福生说,一路走来,他才慢慢发现,生命才是那一曲最华美的乐章。(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

  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

  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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