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人员成“励志网红” 到底励了谁的志？******

　　挤入流量新赛道 刑满释放人员成“励志网红” 到底励了谁的志？

　　主播王某(化名)把自己的《释放证明书》贴在朋友圈封面上，上面写着他的户籍所在地、犯罪事由和服刑时间。不知从何时起，打开抖音、快手搜索“刑满释放”，便会看到许多自述刑满释放的博主，用短视频或者直播进行分享和创作。

　　一个新流量赛道悄然出现，运营个人账号的刑满释放人员们共同踩出一条“浪子回头励志网红”的新赛道。

　　然而，这样的“励志网红”也问题不断。近日，小红书平台账号“天郎哥哥”晒出自己的《释放证明书》并写道“我不会接受别人对我的施舍……重获新生……希望大家关注我”，得到很多网友支持。但很快，有网友发现并曝光其所犯罪行为强迫卖淫罪。该账号也很快搜索不到。

　　刑满释放人员当主播

　　有何乱象

　　有人过往罪行被曝光账号被关闭

　　上述小红书“天郎哥哥”被曝光其所犯罪行为强迫卖淫罪后，网友纷纷表表示其“不配重新开始”并获得支持和关注，认为“这样的人如果可以做励志网红，真是荒诞至极、令人愤怒”。

　　与此同时，在微博拥有账号的“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的主播，自述悲惨寻亲经历，称命运坎坷曾误入歧途，进入“社会大学”(即监狱)，收获不少同情。在抖音上吸引了12余万粉丝后，“寻亲男孩今晚有没有哭”开始直播带货，用偏贵的定价向女性粉丝卖卫生巾，却被发现、曝光其所犯罪行是强奸罪——他曾持刀强奸不到15岁的女性受害人。消息曝光后，群情激愤，众怒难消，网友纷纷表示“愤怒至极”“不可容忍”。

　　截至发稿时，记者在两个平台上均已搜索不到上述账号。但如果在多个短视频平台搜索“刑满释放”，会有大量刑满释放人员经营账号跃入眼帘。

　　有人称没有收入要“养家糊口”

　　主播成某(化名)的直播往往开始得早，将近凌晨2点才会结束。成某告诉记者，这是一份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工作，而他现在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收入和回报都不成正比”。

　　事实上，自从有粉丝在直播间告诉王某，某抖音账号主播的刑满释放人员身份是假的，浪子回头是其假人设之后，王某就把自己的《释放证明书》贴了出来。

　　主播王某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他告诉记者，他做视频账号，因为不吐不快。“一是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压抑，二是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事情之后能够遵纪守法，这是我的初衷，监狱里面的生活真是太难了。“

　　被问及在账号中直播带货是否抱有赚钱的目的，王某是这样回答的：“我现在没有收入，粉丝告诉我可以挂小黄车，别人可以买东西，我肯定不排斥赚钱的机会，就挂了。但也没有为此去讲解商品，我连那些商品都没有。”

　　成某告诉记者，经营账号全为“养家糊口”，其直播打赏和带货收入有限且不稳定，但“好的时候要比我们这个县城的平均收入高”。

　　出狱后缺乏一技之长，工作难找

　　王某告诉记者，出狱后，像开网约车、送快递、送外卖这样的好工作，他都找不到。

　　同为“刑满释放”主播的成某则对记者表示，刑满释放人员大多学历较低且缺少一技之长，在网约车司机等职业将其拒之门外时，最理想的去处是不需要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小企业。

　　“刑满释放”主播王某和成某都表示自己没有签约公司。成某告诉记者，他曾经短暂加入过“工会”——一个帮忙进行策划和推流的组织，需要分成30%左右。“但是我这个类型太冷门了，很多内容他们都不知道，帮不上忙，没多久我就退了。”

　　成某表示，经历了近10年的服刑，他并非利用刑满释放这一身份，而是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创作源泉、了解的内容。在作为刑满释放人员分享之外，成某也曾尝试运营过亲情有关的内容，但反馈平平。2023年1月12日，成某在自己的账号上发布新视频，表示尽管运营视频账号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成某还是希望年后去找一份别的工作，如果工作不顺，接下来就要专心做账号。

　　是谁在关注他们？

　　记者观看直播、参与粉丝群聊发现，在刑满释放博主的直播间，有大量服刑人员家属问问题、和主播互动并打赏，他们有许多无法从其他渠道解决的困惑，比如该给服刑人员打多少钱，送什么样的衣服是他们需要的。

　　主播成某在赌场做“小弟”而后因经济犯罪入狱9年有余。一个关注者问成某：“(在服刑的亲友)总说让我不要去，麻烦，我该不该去？”成某回答说：“能去就去，那么说是怕你折腾、怕你花钱、怕你费事，心里肯定是希望你去看他的。”

　　争论

　　抛开公平与否，只说社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很可能会因为无法生活而变成一个更严重的罪犯、走上极端，社会应该对这种犯过罪的人有一定的包容性。

　　互联网营销师现在正在全面培训并颁发相关资格，以后需要培训和持证上岗。如果不允许有犯罪记录者进入这一行业，对用户价值观的传递和保护将起到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有MCN公司以此为流量口，用“刑满释放”做流量去带货，价值观是不对的。

　　刑满释放人员可当“励志网红”吗？

　　刑满释放人员可当“励志网红”吗？对此，不同专家说法并不统一。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陈嘉伟律师对此表示，抛开公平与否，只说社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员很可能会因为无法生活而变成一个更严重的罪犯、走上极端，社会应该对这种犯过罪的人有一定的包容性。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则告诉记者，主播是一个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形象，其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职业，往往更是需要粉丝和打造人设来进行对外表演的特殊职业。

　　2022年4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到，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乱象、青少年沉迷游戏等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亟需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严格规范。通知要求，严禁违法失德人员利用直播发声出镜。网络直播平台在主播和嘉宾选用上要严格把关，坚持把政治素养、道德品行、艺术水准、社会评价作为选用标准。对政治立场不正确、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失德失范人员坚决不用。

　　朱巍表示，“现在对一些公众人物，比如说明星偷逃税、存在私德问题都要予以禁封，那么对网红来讲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把底线给划好。”

　　2020年7月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11个新职业，其中互联网营销师下面的“直播销售员”工种成为本次颁布的国家新职业，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引发关注。

　　“互联网营销师现在正在全面培训并颁发相关资格，以后需要培训和持证上岗。如果不允许有犯罪记录者进入这一行业，对用户价值观的传递和保护将起到一个重要作用。如果有MCN公司以此为流量口，用‘刑满释放’做流量去带货，价值观是不对的。”朱巍这样说。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则表示，仅仅因为相关人员以“刑满释放”的标签博眼球而施予红包、打赏等，“公序良俗”原则可能成为认定此种情况下的打赏、发红包等赠予行为无效的理由，但需要具体、成熟的司法实践予以明确，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判例。

　　而陈嘉伟律师提出，在上述引起网友愤怒的两个案例中，刑满释放人员均是强迫卖淫、强奸等不被社会包容的犯罪事由，有具体的受害者和真切的伤害。

　　陈嘉伟律师表示，如果刑满释放的强奸犯在直播中暴露被害人的相关个人信息，或者其他损害到被害人名誉的言论、行为，博取流量，被害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停止侵权行为，如果是有公司策划运营，可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在自媒体、直播中还有其他严重侮辱被害人、贬低被害人人格的行为，被害人可以“侮辱罪”提起刑事诉讼。

　　“针对强奸罪，刑罚是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但是如果再犯侮辱罪，侮辱罪的刑罚是可以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那么刑满释放后在附加刑期限内，犯罪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互联网审核业内人士：

　　利用犯罪事实等进行炒作、消费的行为，都属于平台严厉禁止，比如穿囚服直播、讲解监狱内容信息、讲述犯罪过程等行为，都在平台的规则覆盖之内。

　　专家：直播从业者需重视价值观导向

　　朱巍对记者表示，“但现在有几十个职业确实是不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从事，这也是法律的规定。直播相关从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重视价值观导向。在导向问题上，如果把刑满释放作为一个流量口吸引大家，这肯定有问题。”

　　记者检索发现，公务员、法官、检察官、法院书记员、人民银行行员、新闻记者、校车驾驶员等职业，针对所有犯罪终身不得从事。而直销员、导游、出租汽车驾驶员、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等职业，则是针对特定犯罪(刑罚)终生不能从事。

　　一位互联网审核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利用犯罪事实等进行炒作、消费的行为，都属于平台严厉禁止，比如穿囚服直播、讲解监狱内容信息、讲述犯罪过程等行为，都在平台的规则覆盖之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辰元 张炎良

公安机关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 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平安前哨”******

　　编者按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以法治力量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中国之治”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全国政法机关立足基层、整合资源、创新驱动，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引导各类纠纷化解力量进社区，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进家门，忠诚履职守护一方平安，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矛盾纠纷、获取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本报今天特刊发一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董凡超

　　“今晚10点夜巡，欢迎报名！”2022年11月14日20时，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五里墩派出所民警张薇在警民议事群中发布了义警招募通知。仅几分钟后，义警名额就已报满。冬日的夜幕下，他们身着专属马甲、戴红袖标，走在主要干道、居民小区里，与民警一起守护辖区平安。

　　2022年8月起，安徽公安机关推行“网上警民议事厅”工作机制，架起警民互动“数字桥”，凝聚合力打造基层“大共治”模式。截至目前，全省社区民警依托“网上警民议事厅”开展安全防范14.9万次，根据群众举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16名。

　　让警务改革于细微之处呈现，让“大思路”对接上群众的“小日子”。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以民生诉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尺，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动员群众力量，整合各方资源，大力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深化改革 优化社区警务

　　警务工作室作为公安机关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离百姓最近的服务窗口，不仅在警务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成为公安机关和群众互动的重要平台。

　　数据显示，随着派出所“两队一室”“一村（格）一警”等机制模式落地见效，全国已设立社区（驻村）警务室19.5万个，配备社区民警22.3万人，基层基础不断夯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立足民族地区特色，围绕“塞上枫桥”警务品牌创建，创新推出“石榴籽”警务室建设，联动社区街道、市场监管等部门，主动走访辖区来银川务工的各族群众，了解、研究、解决其务工、子女入学、就医等急难愁盼问题，建起民族团结“连心桥”。

　　为最大限度将警力摆上街面，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在主城区建成智慧街面警务站12个，设置72条必巡路线和65个必到点位，安排特巡警和交警常态驻守、侦查警种和派出所按需进驻、群防力量参与网格巡防。警务站民警辅警在严格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的同时，开展常态化巡逻盘查、交通疏导、服务群众等工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发基地执行主任、教授伍先江评价说，社区警务工作是治安工作乃至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也是感知社情民意的“神经末梢”，只有明确派出所的职能定位和社区警务在社区治安治理乃至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才能通过改革不断实现警务前移、警力下沉和保障下倾，更好地做强基层、做实基础，实现改革强警，使公安机关尤其是公安派出所能够为社区治理提供更优质的治安服务。

　　数字赋能 提高工作质效

　　“这里有人吵架，你们快来！”2022年10月4日，广东省湛江市太平镇两名村民因农田排水问题发生口角。接到群众通过“零距离警务室”平台的报警后，社区民警辅警迅速抵达现场，对纠纷双方进行劝解，避免了矛盾进一步升级。

　　2022年7月以来，湛江市公安局研发建设“1个管理后台+4个手机应用端（民警端、辅警端、群众端、群防群治端）+723个网上警务室”架构的“零距离警务室”平台，与各类治安管理业务系统无缝对接，每月定期生成待办事项与任务清单，自动为社区警务工作划重点、做统计。派出所还制作警情动态、便民举措、普法宣传等信息，精准推送至用户手机应用端，有效提升群众的自我防范意识与安全防护能力。

　　科技强警战略惠及大江南北，有力推进了警务机制改革创新进程，智能化应用为公安机关提升“打防管控服”整体水平插上了翅膀，也给社区警务工作带来了质的飞跃。

　　不用门禁卡，“刷脸”便可直接进入小区；陌生人想要进入小区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近日，说起智慧安防小区带来的便捷，家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莲湖壹号小区的王阿姨连连称赞道：“现在我感觉小区更安全，住得更舒心。”

　　目前，达州市已依托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成智慧安防小区166个，改造老旧小区59个，基本实现了对安防小区车辆、人员、房屋数据的全面、精准汇聚上传，搭建起整体单元防控、治安要素智能化管控和应急处置一站式响应的数据安全集成体系。

　　伍先江说：“各地公安机关的治安实践，顺应了社会信息化条件下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科技手段对公安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新趋势，体现了公安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群防群治 延伸平安触角

　　“胡同里有人转来转去很可疑……”2022年11月20日，张大爷给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大境门派出所打来电话。10分钟后，盗窃嫌疑人被抓了现行。张大爷正是大境门派出所“境门红袖箍”群防群治队伍的一员。

　　“我们的群防群治模式以派出所为主体，搭建‘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平台，组成‘派出所教导员+街道政法委员+省级金牌调解员’调解主力，组建‘境门红袖箍’群防群治力量。”大境门派出所所长边志强说，目前辖区群防群治力量已达100余人，110有效警情、可防性案件分别同比下降33.5%、21.2%。

　　工作中，各地公安机关在推动城区“一区一警两辅”和农村“一村一辅警”全覆盖的基础上，引导社区（驻村）民警主动落实带队巡逻、就地接处纠纷求助警情、社区发生案事件必到现场等工作要求，切实提高见警率、走访率、管事率，努力把风险隐患防控在基层社区，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北京市西城区公安机关健全完善多元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将全区263个社区科学划分为692个网格，586名社区民警牵动5.5万余名街道干部、“西城大妈”等群防群治力量融入社区网格；建设智慧平安小区，主动开展安全防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连续推出“海畔联合调解室”“晓腾法治室”“居民议事厅”等服务群众的特色品牌，全区矛盾纠纷化解率稳步提升。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公安机关在全州组建91支城乡“110快反队”，覆盖1000余个行政村（社区），努力提高执法执勤能力水平，形成有警情接处警、无警情服务群众的快反巡逻模式，让群众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同时创新打造四级“公安+”多元共治微警务群，目前4499个“公安+”多元共治微警务群构成全省最大的线上共治网格，在线群成员有67万人。通过社区民警与群众的“指尖对话”，公安机关能够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处置风险隐患，警民双向熟悉率得到大幅提升。

　　“在平安中国建设、平安社区创建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充分依靠群众、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治安治理的积极性，正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公安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伍先江如是说。